比较视角下的语言民族主义与殖民记忆-高多汀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读书笔记）

语言是构建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之一。安德森认为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建立事实上的特定纽带”的能力（in effect particular solidarities），从而产生“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新帝国主义时期的对外殖民现象在全球埋下了民族主义的种子，在民族构建与民族意识演化的过程中，语言常成为难以忽视的重大变数。

克里斯滕森和莱廷在《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秩序、发展和民主》一书中，收录了一些相关领域学者所做的量化研究，探讨非洲在后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和黑人性（Négritude）民族运动浪潮下面临的语言困境，核心议题是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应该选择保留殖民地时期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还是推行当地原有的土著语言（indigenous language）。

简述背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殖民帝国致使非洲诸多国家和地区都使用英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至少是在殖民时期的社会精英阶层中如是。“黑人性”概念的提出令非洲国家在确立自身民族性的过程中，亦欲追求文化的独立和去殖。

该书援引莱廷和拉马钱德兰提出的一项指标：ADOL，即一个国家的人口与其官方语言的平均距离（Average Distance from the Official Language），例如偏远地区非官方语言使用人口和首都地区官方语言密集使用区的地理距离可能很远。调研发现，假如加纳把官方语言从英语换成更多人说的土著语言，其ADOL将显著减小（从1减至0.18），与之相对地，该国在世界儿童教育测试分数和生命周期这两个指标上的排名，将会分别上涨13位和11位。

这种负相关性的推论原因和对照实验有很多，例如以土著语言上课的学校或可能更注重对英语语法的讲解，以及用土著语言书写的医疗标识能让更多人理解，等等。除了在社会经济（socioeconomic）层面和健康层面的论述外，相关章节还提及了该议题在认知层面、文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意义。概括之，使用土著语言利于发展。

民族主义的课堂上有一种模拟，假设自己是政策制定者，如何取舍这两类语言。纵使推行土著语言有裨益，但选择保留殖民地通用语的概率并不低，皆因模拟执政者希望寻求社会稳定，一个统一的外来精英语言，相较文化纠葛深植且高度分散的本土多语言系统，更易于上层管理和全面落实各项公共政策，推动发展的前提之一是确保行政效率。但这与文化去殖的初衷明显相悖，于是模拟执政者可能会在殖民通用语外，再规定至少另一种土著语言为官方语言，以此安抚民心，并达致民族独立和文化复兴的意图。

若国家只有一种土著语言还好，但若有五种十种或更多，语言人口数量不一且分布不均，甚至有些语言族群还带有分离主义（Separatism）倾向，选谁不选谁，该如何是好？这在非洲绝不只是理论假设。假如选择语言人口最大的土著语言为第二语言，那其他语言是否要任之萎缩消亡，陷入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若在此基础上雨露均沾，各族群聚居地额外增设当地第三、第四甚至更多语言教育，需要多少人力资源和财政开支，学生负担是否过重？若当地族群混杂，又该增设哪种语言？原本已相对发达的地区是否有概率取得和享有更好的教育资源，这是否又会引发人口和资本迁移，加剧发展不平衡？凡此种种，课堂模拟可以提出很多方案，但每个方案背后都会浮现极其复杂的不平衡性，遑论真正的公共政策制定。

现实中，非洲民族主义的文化理想迟迟无法落地。殖民地时期的通用语常被继续保留，至少是在一些非洲国家刚独立不久后的一段时间内。原因之一是在殖民时期就费尽心思掌握殖民语言的非洲精英阶层，碍于对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权力职务等因素的顾虑，不愿推广使用度或许更广泛的土著语言，为自己徒增竞争。民间亦有阻力，两派却陷入困局：有人不愿以经济利益牺牲母语，有人担心土著语言厚此薄彼会引发冲突甚至战争，有人意识到保留殖民语言不利教育普及，但却质疑既然连殖民语言下的经济都已是低增长、少机会和发展不均，推行另一种统一语言是否真能在社会经济层面纾困？

米盖尔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一组限定对照实验中，证实了使用本土统一语言在发展层面的相对优越性。由于在地理上与阿拉伯贸易接触甚多，至少拥有十种以上土著语言的坦桑尼亚，决定推行历史贸易区中的通用语，即斯瓦西里语，巧合的是，斯瓦西里语在语言学上与该国其他土著语言都极其相近。与之相对，地理隔绝的肯尼亚高度依赖英语，土著语言仅适用于一些地方事务。对照实验在坦、肯接壤边境两端各选取了一个种族异质性、人口画像和地理层面都相近的城市：密阿图（Meatu）和布希亚（Busia），前者通用斯瓦西里语，后者分化使用不同的土著语言。结果显示，随着布希亚校区周边文化多样性的提升，每名学生平均的课桌数量和获资助额却在减小，潜在原因可能是不同族群间缺乏对彼此的信任和对学校的归属感，进而导致大部分家庭不愿参与社区筹款和学校会议；密阿图的学校财政和其他公共品则并未因文化多样性提升而受影响。虽然该实验结论并不足以掩盖国家存在的其他严重问题，但坦桑尼亚无疑是这一民族议题中相对的幸运儿。

语言和民族主义在东亚地区也有纠葛。相较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的经济剥削性和文化工具性，东方帝国主义，即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大日本帝国，则在精神层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殖民记忆。“大东亚共荣圈”下的日治台湾和日治朝鲜，在20世纪初期因殖民统治而更多开始接触日式教育和日语学习，并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间被殖民政府强制推动全民同化政策，掀起了此后被批评为“民族抹杀”的“皇民化运动”（Kōminka Movement），又称“日本化”（Japanization）。

此处先厘清两个前提。一是大日本帝国对殖民地族群的文化同化，并非是让其转换为与母国族群拥有同等公民权利的外围国民，其本质是一种殖民地为宗主国利益服务的阶级歧视，例如解决母国的人口、资源、工业、军事等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的问题和需求，殖民地的被同化公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享有某些权利，尤其是上层建筑领域。二是关于民族的定义，学术意义上的民族（nation）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西方在20世纪以后的研究产物，与主要由领土边境界定的国家（state）有区别，与主要涉及基因与文化根系的种族（ethnic）亦有区别。现行民族主义研究的主要流派建基于盖尔纳提出的政治性、现代性与工具性，即民族主义主要是一条政治原则（political principle），并非是民族的产生孕育了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催生了民族的聚集和认同，现代工业社会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阶层分布，人们对民族主义的模糊认知并非来自情感，而是来自工业文明对社会带来的实践需要（practical necessity），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主义与分离主义的关系和实践，以及民族主义的西方滤镜及东方主义（Orientalism），均不在此讨论。

周婉窈的研究将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的皇民化政策大致概况为四项：宗教改革（推崇神道教）、国语运动（官定日语教育）、更名行动（改取日本姓名）、志愿兵制度（允许台湾人服日本军役），论述了皇民化运动确实模糊了台湾的民族身份认同与构建。这或也部分解释了当时和日后，为何部分台湾人会视自己为日本人，不是基于种族历史，也不是基于国界领土，而是基于殖民同化产生的政治意识转变。荆子馨则在《成为“日本人”：殖民地台湾与认同政治》一书中描绘了一群最脆弱和边缘化的少数群体——台湾原住民——从反抗日本殖民政策到接受殖民文化和拥抱殖民现代性的转变。他将这一“自我救赎”的献身过程形容为“自我歼灭”（self-annihilation），从“充满悔意的野蛮人”（remorseful savage）变成了“爱国殉道的帝国公民”（patriotic, martyred imperial subject）。

而在皇民化运动之前，台湾早期的（基于现代性而非单纯种族性的）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的产生，可类比作一部反殖反帝的公民运动史。在如今辩论台湾问题，包括历经数十年社会变革而不断演化的当地民族主义思潮与身份塑造，以及两岸各自的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与民粹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间的交织之前，历史的记忆不应被忘却。

受法国启蒙运动、中国大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全球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台湾文化精英在1921年建立了台湾文化协会（文协），推行台湾的新文化运动，以求唤醒民族意识，抗争殖民压迫。若林正丈将这股在台湾文学、新闻等领域掀起的语言改革运动，归结为台湾民族意识建立的原因之一，即台湾在探索现代性（modernity）的过程中，试图寻求与当时的中国大陆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solidarity）。彼时台湾华族的主流政治观点亦并非寻求主权与民族独立。然而作为台湾本土语言之一的中文，严格而言即当时的白话，在1920年代的这股语言改革浪潮中并未能取得成功。根据张茂桂的总结，由于台湾当时八成人口都是未受教育的农民，其中多操客家语、闽南语（即台语）和原住民语言，以现代都市为中心的进步思想难以在全台普及，虽然台湾知识分子开展了新白话文运动，冀藉现代性的语言体系促生广泛的民族自觉，但以中国大陆北方方言为基准的白话显然在当时的台湾水土不服；此后亦有小部分台湾知识分子对台语开展了罗马拼音化实验，却也未能推开，与台湾农民不懂白话相反的是，台语罗马化的阻力来自用惯了中文白话和日语的台湾文人与新专业人士阶层。

文协最终因以文化精英为代表的右翼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以农民领袖引领的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路线之争而出现分裂，中右翼团体逐渐左倾。随着当时被限定仅可从事文化活动的文协日趋政治化，以及台湾反殖活动和农民运动的不断发生，殖民政府开始打压、拘捕包括文协在内的各政治和民间团体，最终在1929年压倒了台湾当时的左翼组织，文协也宣告瓦解。虽然文协和台湾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不容忽视，但经历了近十年自上而下的文化启蒙，至1930年代乃至皇民化运动开始后，日语却还是讽刺地成为了台湾本土各阶层的精英通用语。

目前一般认为，台湾在皇民化政策期间的反帝反殖运动，以及后期台湾意识的萌发，是由接受了多年日语教育的台湾本土社会精英阶层和中上产群体主导。很难断言日式教育和语言政策到底是影响了他们的身份政治认同，还是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观念。而在殖民时代台湾语言文字改革起落的背后，所蕴含的民族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碰撞与发展，例如马克思主义（Marxism）、移民民族主义（Creole Nationalism）、泛亚主义（Pan-Asianism）等，实是更为多样和复杂。至于从战时大日本帝国内部的高速现代化时期到战后至今的区域后殖民主义时代，整个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融入西方现代性过程中一些关于语言政策和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的争议，则又是另一个话题。

法农在他的《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将掌握一门语言等同于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他写道：“每一个被殖民者，换言之，每一个因本地文化独创性的死亡与埋葬而在灵魂中产生自卑情结的人，都会发现自己需要直面开化民族的语言；即所谓的，面对宗主国的文化。被殖民者接受宗主国的文化，其相应地就能从穷乡僻壤的地位中得以提升。当他放弃了自身的黑人民族性，放弃了他的穷乡僻壤，他就会变得更白。”